郑观应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位著名思想家和实业家。1895年，他在上海考察西医后，深受其影响，开始对中医产生强烈的怀疑。他形容中医为“模糊不清”，并批评其缺乏实质效果，认为西医通过显微镜等工具能够看见微小的事物，能发现并解决细微的病因，而中医则只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，没有实际效果。他的话颇具讽刺性配资门户首页，仿佛一个典型的“中医黑”。
与郑观应的想法类似，另一位近代思想家薛福成，也在对西方国家进行访问后改变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。薛福成在1890年作为使者访问了西欧，了解了西方的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和医疗体系。回国后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中医，反而认为西医在治疗上远胜于中医。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称西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，技艺高超，甚至认为即使是古代的名医如扁鹊和华佗，也无法与现代西医相提并论。
展开剩余65%在当时，老百姓对西医的认知并不深，但他们通过实际的对比，已经能看出西医与中医的差距。例如，1872年天津发生霍乱，中医束手无策，许多患者在治疗中死去。与此同时，西方传教士医生开始为当地信众治疗霍乱，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。舆论对此有记载称，“洋医……施济活人，其方殊验，来乞者日重”，显示出西医的实际疗效。
权力核心的高层也开始质疑中医的效果。1879年，李鸿章的妻子病重，经过多位名中医的诊治，却没有任何效果，家人已经开始为后事做准备。最终，李鸿章听从幕僚建议，请来了西医马根济。马根济经过规范的治疗，使李鸿章的妻子痊愈。李鸿章随后聘请马根济为随身医官，并在《万国药方》序言中表示对中医的失望，批评中医仅凭“虚构象”推测病因，缺乏科学依据。
这一时期标志着西医开始大举进入中国，而中医则逐渐衰退。2000年来，中医一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，而西医的出现让中医首次面对了一个真正的“竞争对手”。当时给李鸿章妻子看病的中医误诊为“中风”，认为她的病属于中医的四大绝症之一“风”。他们甚至认为应该为李鸿章妻子准备后事。可是，马根济通过诊断发现，李鸿章妻子其实只是患有妇科病和肝炎，经过规范治疗完全可以康复，最终也的确如他所说，李鸿章妻子完全恢复了健康。
如果没有这个对比，李鸿章可能永远不会放弃中医，转而关注西医。通过这个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医的衰败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影响，更多的是因为它本身缺乏足够的科学验证和实践支持。
至于中医的最大“敌人”，我们可能无法直接定义，但从它的衰退过程来看，我们能很容易地发现其“朋友”是谁——那就是国民的“封闭”、“保守”和“固执”。中医的生存依赖于一个封闭、不开放的环境，只要思想解放、眼界开阔，学识不断丰富，中医就无法再维持它的传统地位。如今，任何新的科学技术或理念都可能成为中医的竞争对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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